《朱熹研究》中论述的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圆美流转地渗透，靠了它，他建构的静态文化系统才凝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惯性价值体系。而正是从这一文化视角去审视他的静态文化系统，可以具体而微地透视到整个儒家传统文化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超越一元伦理理性的古老文化传统迎接一个多元理性时代的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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