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材料丰富扎实,显示著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园地的业绩。如他对于数量众多的宋代诗话,较早就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考订,其数十万字的《宋诗话辑佚》一九三九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印行出版。本书中关于宋代诗话、诗论的翔实叙述与细致分析,即建立在这种扎实的资料工作上面。郭先生对文学批评史中的不少重要对象,都下过深入的考订诠释功夫,如社甫、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严羽的《沧浪诗话》等,建国后均有笺注问世,但其工作则大抵开始于二三十年代。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不满足于引用一些习见的材料,而是认真检阅其全部著作,搜找出有关篇章,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不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不怕艰难枯燥的毅力来支持。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在通读大量材料,获得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以后才下笔,一个批评家的重要观点是什么,哪些文字表现了重要观点,他都经过慎重考虑,然后进行论述,因而显示出在运用、分析材料方面具有很深厚的功力。在这方面,郭先生可说是继承、发扬了清代学者黄宗羲、全祖望认真编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精神。本书在史的叙述与论断方面,也很有识见和特色。本书自序指出,著者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注意客观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此的缘故”。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是一个良好榜样。著者在论述一些批评现象时,往往在纵向上注意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横向上注意同时代文论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又注意说明文论与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关系,凡此等等,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和图景,而不仅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文论的辑录。著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周、秦至南北朝,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此期文学观念由含混趋向明晰(即人们逐步注意把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区别开来),重视文学的新变。二是隋、唐、北、宋时期,文学观念由明晰趋向含混(即不重视文学作品与应用文、学术文的区别),重视文学的复古,但在复古中仍有变化发展。三是南宋到清代,此期特点是在前此两期的批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调和融合,新见较少,但谈的较有系统,名之日文学批评的完成期(参见本书自序)。这是对中国古代长时期文学批评的宏观概括,显示出著者在理论探索上的勇气。这一概括固然不能说完全恰当,但著者以古代的文论(包括赋论)、诗论为概括对象,也自有其合理性。于前两个时期,著者对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概念术语,如文、文学、文章、文笔、音律、神、气、道等,注意细致的辨析,以显示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反复;于第三时期,由于这些概念术语所显示的文学观念已无大变化,而批评家及其著作则数量众多,因而把论述重点放在批评家及其流派方面(参见本书下册第一篇总论)。这种做法,也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