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保护理论虽然生成于欧洲,但是有根本的普遍意义,因为它是科学。但是,科学在付诸实践的时候,并不排斥特殊性,因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建筑有它的特殊性,欧洲各国建筑也有它们的特殊性。中国的文物建筑保护有我们的特殊困难,欧洲的也有。特殊性并非中国建筑所独有,不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会变成僵硬的教条主义者,给工作带来损失,但过于强调特殊性而超越理论的普遍原则,我们会失去方向,失去基本的是非标准,那损失就太大了。在《文物建筑保护文集》里反复强调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的基础价值观和方法论,就是因为作者经过20年的田野工作,了解我们国家的实际。我们这个民族,整体上说,自古以来就少一点科学精神和历史责任心而有太多的功利主义,自古以来就不习惯进行理论的思考而满足于实用主义,这是我们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的主要原因。当今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有成绩,那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一些具有科学精神和世界眼光的干将。但也有不少失误和损失,那就是由于也有一些人回避困难而企图“取巧”、“简便”、“差不离就行”,不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更糟的就是只醉心于求利。这也是一种“实际”,所以必须多讲基础理论,多讲历史责任心和科学精神。但《文物建筑保护文集》里的文字也确实有脱离实际、准确地说回避实际的地方,那便是对当今最感到束手无策的体制性问题和某些人的素质问题,恍兮惚兮,谈得很少,而这些问题却往往起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