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国青铜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青铜器上大量铸刻铭文（通称“金文”），到目前为止，已知先秦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一万余件，无铭文的青铜器大概十倍于这个数字。学术研究当以目录为先，金文研究也不例外，王国维治金文，先作《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两表作于1914年5月和8月，后皆收入《王忠殷公遗书》）。在《宋表．序言》中，他为《著录表》所定原则是“器以类聚，名从主人”，“惟《博古》所图钱镜，《啸堂》所集古印”不取。这些原则规定了《著录表》的排列次序、有铭铜器的定名办法以及收器的范围。《国朝表》的《略例》云：“此表所据诸家之书，以摹原器拓本者为限，其仅录释文或虽摹原文而变其行款大小者，皆不采录”，“其伪器及疑似之器则别附于后”，进一步规定了收器取舍的原则。《国朝表》收器4295件，除去汉以后器726件和伪及疑伪之器402件，实得先秦有铭青铜器3167件。王氏的两《表》为金文着录表创通了体例，积累了基础数据，得到研读金文诸学者的认可，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中说：“处理数据之方法，则以得力于王国维氏之著书者为最多；其《金文著录表》与《说文谐声谱》二书，余于述作时实未尝须臾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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