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社会深化: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里,我的所有工作都是建立在人是“历史理性”的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为此,我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分析逻辑,即“新的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以便对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提出一整套的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解释”。显然,“历史理性”是一种符合人性本质的“逻辑设定”,它意味着人的行动或选择不仅取决于他(她)的“寻利算计”,而且受道德、伦理、习俗等规范性约束,重要的是,这些约束不单纯是外生约束,它们甚至成了人类动机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一个“逻辑推论”,即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将不仅仅是“效率取向”的,而且同时还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