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古籍文献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历来极受重视，各朝官府多辟专门处所收藏，历代私人藏书者亦名家辈出。中国历代官私藏书的总量在十万种以上，数量之大、门类之繁，世所罕有。然而由于天灾人祸，流传至今的甚少，可谓万不一存。幸而有各种传世目录，能将它们或多或少地留存。而且，因为古典目录中包含丰富的学术、思想、文化信息，具有“提要钩玄，治学涉径”、“辨章学术，剖析源流”等功用，目录学便成为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有两句议论甚为中肯，即：“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凡读书最切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中国古典目录学“滥觞于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唐宋，显赫于明清气汉代的《别录》、《七略》开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之先河，此后历代，有大量的国家和私家目录产生，并在清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清代目录学之盛，首先体现在数量上，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清以后目录书一百五十五种，实际远不止此，即使按这个数字，清代目录著作数量可占中国古典目录一半以上；其次体现在目录的成熟和形式的多样，比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最成功的“登记目录”之一，成为旧学的入门指南；《四库全书总目》体例严谨、解题丰富，是官修“解题目录”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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