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最为动人的一面,在于这种写作比诸诗歌写作,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诗歌写作。一个诗歌译者相遇一个诗歌作者,要比一个诗歌作者相遇一个知音读者,更是一件会心的事情。如果阅读对话于作品,翻译则不仅抵及作品之志,更从其志(那并不是被映照和激发的译者之志吗?)而以另一母语思索和咏言。钟子期靠他混合着感受力和理解力的创意耳朵再现伯牙的表达;诗歌译者却要用自己的乐器亲证、实践和重新演绎诗歌作者曾经奏弄的那一曲。一首诗的写作,对于诗人而言甚至是被动的。所谓诗歌书写诗人,是其一端;诗人写作动机的千头万绪,那些羼入其写作的种种非诗因素,可以是又一端。比较起来,诗歌翻译要主动得多。那种主动性,首先是译者对于诗人及其诗篇的选择。尽管,仿佛是那个已经完成了的诗人及其诗打动了译者,实则呢,杜鹃的啼鸣被如何感想,被翻译为“布谷”还是“子规”或别的什么,都要由那个译者说了算。就是说,譬如,张枣、陈东飚和我翻译和编辑华莱士·史蒂文斯这部诗文集,固然如本书序中所言,因为“诗人心智之丰满稳密,处理手法之机敏玄妙,造境之美丽,令人艳羡和折服。”然而,关键是,我们发现了史蒂文斯用英文抒写的他那些诗篇成长于汉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为关键的,我们发现了变奏他的诗歌,从而变奏汉语及我们自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