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1949—1965年，这是历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学者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自觉运用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课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领域较为单一；受“左”倾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以论带史的现象普遍；有时甚至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第二个阶段是1966—1976年，这一阶段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个别项目因受中央领导的支持得以继续进行外，大陆学者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断；影射史学泛滥成灾；许多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学术尊严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学术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全中断，造成了学界难以弥补的学术断层现象。第三个阶段是1977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老一辈学者在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发表大量高质量论著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人才的培养，一大批博士、硕士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中，这些“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二是研究期刊和研究团体的纷纷涌现，为学者们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提高。学者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时，不再简单化、公式化地照搬照抄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而是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地进行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努力借鉴海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现代化史学等的研究方法，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第四是研究视野的拓宽。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及中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物质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心态史、城市史等领域。第五是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有显著的提高。第六是对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外学者之间进行了及时而频繁的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双方研究的进步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三十年中，许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得以完成，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历史大辞典》、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对于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考古发现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多学科结合的研究趋势等，将为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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