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及唐诗，首先要谈到盛唐。那短暂的半个世纪，竟是那样万象含蕴，诗情激荡；扬翊风骚，群彦汪洋！盛唐诗人们用“神秀声律，灿然大备”的创作，造就了一个再也无法复制的诗学奇迹。后人曾提出“三元”说，标举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之关捩，其实每一位诗歌道路上的后来者，心中都深知“开元”一一“开天”乃关捩之关捩，高峰之高峰。因为有了“开元”所标志的盛唐，元嘉和元祐才有了并称、比较和言说的意义，中国诗歌史才有了最瑰奇博丽的一章。对于盛唐，我们当然应当记住李白、记住杜甫，记住王维……但是如果没有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储光羲、裴迪、崔颢、常建等一大批同时代作家相并驾、相羽翼，那么盛唐的天空就未免过于星斗疏寥了。在这一盛世作家队伍中，王昌龄是一个相当具有成就和特色的诗人。王昌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侠客，他以“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塞下曲》）自诫，并与其相区别。但“侠”，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种英雄气质，渗透在他的血液中，因此，他的诗篇中有了相当数量的反映边塞生活的内容。“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塞下曲》）；“闻有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诗行中的豪迈气概，今天仍能激励着人们以身许国，用男儿热血铸造安边长城。可以说，盛唐的边塞诗在历代边塞诗中最精神饱满，气骨遒劲，众美皆备，思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但如果抽去了王昌龄的此类作品，“盛唐边塞诗派”必将失去最有力的支撑，这类题材也将失去许多光彩。王昌龄的送别赠答诗留下了不少广为传诵的诗篇，最著名的是“寒雨连天夜人湖，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一首。在这样的作品中没有应酬的俗气，没有仪式的客套，读之如饮醇醪，真味无穷。它所证明的是，真正的好作品，除了语言结构等艺术表达方面的要素外，更重要的是情感要素。那种与自身遭际相关联的、情感真纯度高的作品，往往能感动激发人心；虚伪的情感、仪式化的应酬，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包装，拆开来一看，非赝即次，肯定不入流品，何谈流传人口呢？。在女性情感表现方面，唐代诗人最善于代言者中一定会赫然列上王昌龄的名字。读他这一类作品，人们最为叹绝的是对女性心理的表现。闺中少妇在春华初发时，“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是青春心潮的激动；离人在月夜鸣筝，“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青楼曲》），是久别征人的深自哀怨；西宫嫔妃在失宠后仍然“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西宫秋怨》），乃失望时尚非完全绝望；至于“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西宫春怨》），则嫉他人之承欢，见自身之失宠，“不言怨而怨尤深”。注重在心理层面上表现，诗人的笔触就深入了一层，也就能获得含蓄婉曲的艺术效果。王昌龄在盛唐诗坛大有声名，后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以七言绝句见重于时”，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是偏颇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与王昌龄同时代人殷墦在《河岳英灵集》中盛赞其诗“声峻”，并列举了数十句“惊耳骇目”的诗，竟没有什么七言绝句。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人和今人在诗学审美与价值评判上的差别很大，二是我们对王昌龄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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