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是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而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高峰。明初朱右就曾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选编为《八先生文集》，但这一选本早已不传。明代中叶，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由此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说。唐宋散文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承先启后、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在它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为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自觉，一方面使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使文学自身的价值得到凸现和认同，文学成为个人抒情写意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了过于重视文辞、追逐新丽的华美文风。这种华丽空疏的骈体文风一直是唐初近百年文风的主流。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力矫文坛之弊，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文以明道”；强调“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文气，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气盛才会言宣。从这一理论出发，韩愈的散文创作实践，无论是说理议论还是记事状物，抑或抒情言志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形象和磅礴雄伟、自由奔放的气势；柳宗元把寓言发展成为独立、完整、形象的文学样式，其山水游记对自然的幽深洞察、精微刻画更是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 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散文革新终于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文取代骈体而占据文坛，韩愈也因此而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