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民做的考论,应当说有些地方显得离题远了一点,而且有的是人们并不陌生的事情。如为说明钟繇选择了放达自适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原因,论述及汉末他少年时期目睹耳闻到的两次党锢之祸;又如为说明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之所以成为名士风流的传闻,考述了其身后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其间虽然有着人生追求的不同,却与之有历史的传承关系,似乎都可以简括叙出,不必再加以考论。但是,由于庆民穷览了有关典籍,又能加以潜心体会,融会贯通,以自己的考论方式表述出来,不仅保持了历史人事的具体的历史感,读来不感觉抽象空泛,而且还在理解上增添了几分深切。譬如论述汉末以来随着一统政权的瓦解,儒家确立的伦理关系松动,庆民将史传、小说中散记的各类人物通脱违礼、任性放诞的言行,诸如邴原的“父先君后”说,汉阴老父不知有“君臣之义”,孔融惊世骇俗的“父母与人无亲”之论,胡母谦之“子呼父名”之事,荀粲以冷身为病妇降体温、王安丰妻呼夫为“卿”之类的闺房私情,都放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变化的网络中,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表征,意义就超越了一一作为个案存在的内涵。再如论陆机、陆云的家世、学风,庆民着重考论了他二人人洛与北方名士相互轻谩、诘难的事情,没有止于举出《世说新语》、《晋书》记述的与王济、卢志、荀隐、刘宝之间发生的几件尴尬事,还考察了王济生活奢华放达,卢志乃名家子,刘宝居丧废礼的情况,还又参证稍晚的东吴人葛洪对东吴子弟效“京洛之法”恣情放达的批评,干宝对阮籍放达不羁的不满,综合起来便显示出二陆入洛遇到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除了东吴是新征服的地方的原因,还有两地士人学风意趣的差异,二陆出身东吴名家,服膺儒术,重德行,对北方名士任性放纵的风气是看不惯的。这比将二陆入洛与京洛名士的辨难事视为才情、言辞的较量,显然要深切。做了这样的考论,谓陆氏《异林》的这则注明为陆云讲述的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是对钟繇放达自适的生活方式的嘲讽,也是对当时的放荡士风的嘲讽,也就很顺乎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