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中，先五世祖韬叟，宦游江浙间，获交江阴夏先生。先生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暇则登临山水，旷览中原之形势。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益有奇气，先生亦自负不凡，然首已斑矣。先五世祖以官事过禾中，邂逅水次，一见倾倒。旋吴之后，文宴过从，殆无虚日。先生亦幸订交于先祖，屏绝进取，一意著书。阅数载，出《野叟曝言》二十卷，以示先祖，始识先生之底蕴，于学无所不精，亟请付梓。先生辞曰：“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是书托于有明，穷极宦官、权相、妖僧道之祸，言多不祥，非所以鸣盛也。”先祖颔之，因请为之评注。先生许可，乃乘便缮副本，藏诸箧中，先生不知也。先生既没，先祖解组归蜀，风雨之夕，出卷展读，如对亡友。尝谓曾祖光禄公曰：“尔曹识之，承夏先生之志，慎勿刊也。”自是什袭者又百有余年矣。乃今夏六月，余友程子白海上购得此书，以予好读奇书，持以相赠，不觉不诧。余友为述刊书之由，始知是书成于吴中书贾，而出之者，夏先生之后人也。然已缺失十一，不若吾家副本之全。余惟夏先生之为人，著述震海内，传世之文，当非一种。是书抒写愤懑，寄托深远，诚不得志于时者之言，故深自秘靳，而不欲问世。今则去先生之世已远，无所忌讳。其后嗣既出其书矣，徒以兵燹剥蚀，使海内才人，皆有抱残守缺之憾。则将以是书知先生，而不足以尽知先生，并无以知余祖与先生之交，及当日慎重勿刊之意矣。夫后世不以是知先生，先生亦不以是书见知，均之已矣。既以是知，而仍无异乎勿知，则亦非吾祖之所乐也。爰出全书以付余友，达诸海上之刊是书者，亟谋开雕，俾读者快睹其全，并述藏书之由，以告夏先生之达人，证二百年前之交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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