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先生倡导“走出‘疑古’”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一九九八年，先生再次重申“专门学科”论：最近我常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二○○五年，先生重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说：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入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谈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二○○六年，先生再次提到“民族信心”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寻找宝贵的遗产，更好地建立我们的民族信心和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认识到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使我们今后的贡献更多更好。二○○七年，先生提出“不公平”说：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贬低了，与外国类似的文明相比，有些人给的评价不公平。二○○八年，先生提出“世界意义”说：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在人口数量、疆域的广阔，还是历史的渊源长久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要认识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自己意义重大，对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起过程，提高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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