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

　　本文采用历史研究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蒙古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文化变迁的次序，将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进行了梳理和论述。第一阶段，自8世纪后半叶蒙古人西迁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形成民族共同体为止，这是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是蒙古民族传统游牧文化得以形成和定型的重要时期。在蒙古社会出现了适应当时文化发展需要的“高深学问”以及传授这些学问的高等教育方式，即原始宗教知识和萨满教仪式，部族历史知识和家庭口承教育，军事知识和“怯薛”制度，并出现了蒙古文字和宫廷学校。 第二阶段，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南下开始，到14世纪晚期蒙元帝国衰落、蒙古汗廷北迁蒙古本土为止，这一阶段为嫁接中原汉文化高等教育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蒙元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高深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一种全新的具有多民族特点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建立；出现了专门独立的教学机构，初步建立了教育制度，这些标志着蒙古民族商等教育从萌芽状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以及“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第三阶段，从14世纪晚期元廷北迁开始到清末满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为止，属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蒙藏文化由接触而融合，结果导致蒙古地区目上而下，全民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并在清朝达到高峰。喇嘛教寺院高等教育是蒙藏文化综合的产物。在学问上，喇嘛教构建了一套由显至密的具有不同次第的知识体系；在教育上，建立了一套以“札仓”为基本单位的严格的修习制度和学位制度。在这里，高等教育探求喇嘛教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级喇嘛的功能合二为一，表明蒙古民族寺院高等教育走向定型。除此之外，一少部分蒙古人主要是蒙古八旗的子弟，在满清举办的汉式高等学校（如国子监）和满式高等学校（如八旗官学）中接受高等教育，学成后成为满清帝国的高层统治人才。第四阶段，从清末至现在，这一阶段为蒙古民族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外力的冲击、清廷治蒙政策的改变，使得处于封闭状态的蒙古文化有机会再次与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发生接触。清末新政中创办的满蒙文高等学堂是西学东渐、汉学北移的结果，是蒙古民族第一个具有现代高等教育性质的高等院校。民国时期，受中外多种政治力量（苏俄、日本、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和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蒙古民族出现了政治与文化分野。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多元分化并步入了“科学”阶段。漠北蒙古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在体制和思想等方面深深印上了苏联高等教育的烙印；漠南内蒙古出现了三种办学主体不同、培养目标各异的高等教育模式，即国统区的“送出去”（将蒙古族子弟送到内地或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模式、日伪区的殖民高等教育模式和解放区的延安民族学院高等教育模式。1947年，内蒙古成为我国统一的民族自治区后，蒙古民族高等教育成为我国多民族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发展除了受主体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在当代，就整体而言，蒙古民族子女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在国家创办的普通高校，特别是在内蒙古的高等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在国家特设的民族院校接受高等教育。而这两类高校在其演变过程中在许多方面诸如培养目标、专业和课程设置、招生对象等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另外，在内蒙古地区高等学校内设立的蒙语授课高等教育是蒙古民族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形式。

　　陈·巴特尔，蒙古族，1964年3月出生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1983年至1990在内荣古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先后获救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3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以来从事高等教育、民族教育的研究，参加了。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西部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等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参加编写《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基础》、《新世纪的创新救育——民族院校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等书，发表了《关于21世纪初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救育发展的若干思考》、《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心理测量与跨文化因素》、《关于民族高等教育研究的若干思考》、《高校收费条件下的蒙古族贫困生助学贷救调查研究》等论文十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多元文化高等教育：主要学术兴趣涉及高等教育管理、民族高等教育、教育人类学、教育文化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