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不祥的阴影，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们难以相信新时期开始时的话剧盛况，竟然落入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窘境。“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话剧进入到被人视为“苦难的岁月”。剧作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向社会、时代、话剧自身寻找答案，回应着对话剧命运的叩问。《哥仨和媳妇们》正是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中跃上舞台，演出的盛况虽然已成历史，但它的影响却留驻在演剧界。重读这部近二十年前的剧作，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看到的不是生活的表层，而是生活的本质，那就是生育观念的变化，是计划生育的根本，剧作家是带着满腔热情来刻画育龄妇女的生育心态。这是代路的成名作。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上百个剧团移植上演，就其根本，是剧作家在这类题材中，融入了人口文化思绪。戏剧存不存在边缘化问题，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在若干年前华文戏剧台北研讨会上，边缘化的主张是存在的，有人视大陆戏剧为主流戏剧，意思是这种戏剧是受命于某种外力的驾驭，剧作家缺少创作自由度。并且劝告剧作家还是少一点使命为好，“太过于厚重的使命，反被使命所累”……处于这样的舆论漩涡，剧作家停笔思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话剧需要回归它自身的艺术品格，是新时期话剧生存、发展的必然。代路的剧作《飞吧！海燕》（1984年）、《回声》（1987年）、《陈小虎》（1992年）相继同观众见面，这是一组青少年戏剧。我没有条件把这些戏放在当时的戏剧思潮中来辨析，但是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代路以一个剧作家的社会良知，面对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戏剧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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