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近代史，我逐渐累积了一种说不太清楚的厌薄，导致这种情绪的原因远不止一端。至今还在使用的某些教科书，曾经把千回百转的沧桑人事，表述得如同戏曲舞台上那些最终落实为大团圆结局的故事一样，黑白分明，不费思量，从中几乎看不到历史当事者的复杂表情及其背后的心情，只看得到高尚的道义与坚定的意志，看不到偶然而只有必然。当或一观念或者利益支配下的叙事成为唯一的叙事时，当历史仅仅是某种固定的因果关系的演绎时，真实往往被简化，而且，当下的需要支配着这种简化。如此，当你并不置身于具体的政治阵营，当你未必需要通过特定的历史书写确立或保卫自己的信念、身份和地位时，那种以特定时代需要为依据的选择性的叙事，就像不由分说的布道，不仅不能满足你对于历史的好奇心，甚至会有一种对你基于常识常理的心智的挑战，挑战到你不再信任自己的心智。细心打量近代历史场景，一些曾经如雷贯耳的人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神圣和英明，由他们所参与、支配和导演的历史事件——曾经被我们描述为承接了过去、开辟了未来、扭转了乾坤，也并不总是泽被黎庶、福慧家国，而且，如尼采说的，“在英雄的周围一切都成了悲剧”，只有不止一代苍生的血泪和如同草芥一样作为牺牲的人命确凿无疑，但他们常常只是英雄们成就不世伟业的背景，只是气势恢宏的宏大主题的铺垫。悲怆的历史以及巨大的伤痛，并没有提升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常常强化了蒙昧的趋同，并没有带来审慎的认知、深沉的理性，反而轻而易举转化为某种指向乌托邦未来的肤浅的乐观与包含了仇恨的豪情，似乎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遗忘，不是为了清理历史的伤痕，而是抹平这种伤痕。当你一旦觉察到，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其实依然置身在那种背景和铺垫中而并不自觉时，当你觉察到，黑暗中的历史篇章依然隐藏在黑暗之中而且难免延伸出新的黑暗时——历史从来不止是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还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你再也无法祛除从心底涌出的寒冷和恐慌。是那样无从逃离的胁迫与裹挟，是那样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的强力和强势，它们决定着你短暂的生涯及其全部可能性，当你若有所悟，试图有所规避时，又不得不以你的全部心智、情感去抗拒那种集体性的决定和垄断，正是这样，那种你并不乐意接受的历史及其观念，同时主宰了你，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敌人主宰了你生活的现实，正像一个时代的阴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的光明，你甚至无法从你心知肚明的狭隘、窘迫和自我囚禁中解放出来，你同样不能接纳广阔的人性，也难以照亮晦暗的心灵，因此，你其实无法提供比你所不以为然的历史书写更全面的感受、更深沉的体察和更宽广的精神，你无法获得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常心。而这，是你更大的失望和厌薄之所在。明白了自己的方位和可能性，写作《洋务先知——郭嵩焘》时，自然不敢指望可以因此解除内心的拘谨和别扭。我知道，因为远不具备超越对立面的必要的从容与宽容，有朝一日，面对自己的叙述，将同样少不了失望和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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