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于该书的论文所表达的就是这种目的:这些论文不仅要探讨从自身历史思想的角度来看待他者的原因,而且讨论、分析在与它们交往的历史文化的精神空间的共同基础和差异性。以欧洲历史思想的传统作为这种尝试研究的开端并不令人惊异,因为直到现在为止这一直垄断着国际话语。然而决定这种范式的方法——人类历史地叙述与世界的、与自身的关系——这种传统不再被当作必然的了。但是那些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的话语并非是这种情况,而更多的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文化策略的批判已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这类策略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将会持续下去。真正把西方当作特殊的是——甚至在其相反的定义和概念中——已成为公开的问题。该书中相关的反思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答案,即使用最简单的、最清晰的方法也不能捕捉到西方历史思想的特殊性。这一观点在本书中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反映——这不应归咎于书的编排形式,因为书的内容是独立于书的编排形式的。那种认为不同文化的本体论之固定“本质”的观点不再扮演有意义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