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传记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纪实风格。刘湘一生经历,其间包括军阀混战、蒋刘矛盾、执掌四川军政以及率川军出川抗战等史实,都一概实事求是进行记述,从而让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一个真实的刘湘。二是充分占有史料。作者在准备阶段曾首先查阅了数十种数百万字的有关刘湘的大量文史资料,并作了上百万字的读书札记。在充分占有大量翔实史料以及佚散于民间的口碑资料基础上,对浩繁资料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所记每一事件、每个人物都有史可查;力求突出人物性格,反映历史真实。三是增强传记的可读性。本传记不仅仅是对有关刘湘浩繁史料的搜集和汇聚,而是在不违背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史料再现为生动感人的情节和事件,以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这就是在史料和读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从而让读者通过这一平台来认识和了解刘湘这位天府百年风云人物。四是实事求是地记述刘湘的功过得失。本传记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刘湘这一历史人物,既不文过饰非,也不蓄意贬低,而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进行记述。一方面,刘湘在统一川政、热心教育和建设四川,尤其是在率川军出川抗战等方面功绩卓著。另一方面,在1920至1930年代,是刘湘任四川省主席、二十一军军长和四川善后督办时代,正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共、清共、“围剿”红军尤猛尤烈的反动年代。这就使刘湘曾经充当了镇压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剿总司令”。民国16年(1927),刘湘在重庆一手制造了打死打伤上千革命群众的“三·三一”惨案;民国24年(1935),刘湘又在川康边境以郭勋祺模范师为主力,拦击我红一、四方面军。为此,刘湘还亲自坐镇邛崃指挥……对此,刘湘后来虽然多次表示深深的忏悔和遗憾,但毕竟已铸成了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