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研究是围绕着权利问题而展开的。权利对我来说是既通俗又神秘。自打进入法学的殿堂，“法学之难者，莫过于权利也”（庞德语）一直激励着我前行。对法理学的研究者而言，思考问题的形式尽管是纯理论的哲理分析，但其内容与实际联系很紧密。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时，权利始终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都表现为以权利为主线索的不断追问。例如，（1）对立法模式的思考。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的阶段，社会的变迁打破了传统社会简单的一元化、纵向、等级型的利益格局，利益冲突和纠纷不断聚集和明显，能否根据市场规律和利益多元化的特征制定出良好的法律，是社会获得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那么立法的内容、立法的形式、立法机制与权利之间具有什么联系、怎样使权利得以确认而表达出来？（2）对法治建设的思考。法治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多元化的，这是由民族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但不同的文化传统对法治的作用并不具有同质性。我们传统的等级文化不利于权利观念的生成和发展，所以不适宜现代法律发展的需要。相反，西方传统中的契约文化，催生了权利观念，使西方很早就形成了权利体系。从权利观念和文化中找出与法治建设的内在联系，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3）对和谐社会的思考。“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历朝的执政者大多注重社会的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和谐。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诸多方面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如，贫富差距拉大、干群矛盾增多、解纷机制不畅、人与自然不和谐。如何解决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呢？传统社会中的和谐注重的是结果，现代社会中的和谐注重的不仅是结果，更要注重过程，最能代表过程的是权利的设定和行使。（4）对新奇事件的思考。实际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和利益冲突，会引发很多新型奇特的事件。例如，单身女子的生育问题、艾滋病人的结婚问题、死刑犯的结婚问题、近亲结婚问题、大学生结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信仰问题、卖淫问题，等等。实际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和行为，如果单从控制角度是很难加以彻底解决的，单从问题本身角度也是很难加以评价的，只有从事件背后所蕴涵的权利文化和权利制度人手，才能彻底地、有说服力地作出评价和进行切实有效的解决。对上述诸多问题的思考，要能找出具有普遍性的分析路径、给出具有普遍性的答案，目光自然聚焦在权利的基础之上。学术界对权利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论述颇多。而对权利的伦理基础研究非常少见。所以，选择伦理基础来对权利进行深度的分析和高度的综合，自然成为《权利的伦理基础》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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