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也是一部不可不读的奇书。因为人之为人，就是有一个情在，能够借他人之口，以至神、仙、鬼、魅、狐、兽、精、怪之口，道出一个天经地义，人人应该享有，往往又百般坎坷，千般险阻、万般无奈的“情”来，这就是《聊斋志异》的伟大人文精神所在，也是作者蒲松龄的非凡人格所在。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人。出生于一个衰落的农家。十岁时被录为秀才，虽然文名远扬，但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到垂暮之年才援例成为贡生。功名的失落，家境的窘迫，使才华与志向不居人后的蒲松龄，不得不一度当过幕客，几十年做缙绅家的塾师。蒲松龄一生郁郁不得志，生命之树在社会邪风淫雨的侵剥下，竟然找不到一块乐土，真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聊斋自志》）。但是他的生命之火并没有熄灭，就在这萧瑟的寒夜，在昏暗的油灯下面，他饱蘸着恨血情泪写下了这部“孤愤之书”。人生的最大苦恼与不幸，无非“孤”、“愤”两个字。孤者，孤独、无依无靠之谓，诸如无夫无妻、无亲无子、无朋无友，抑或无权无势、无家无业、无是无非，都是孤；愤者，怨恨、愤怒之谓，诸如心不平、气不顺、意不甘、情不遂，都是愤。“孤”、“愤”两境两难，遇一犹不可，何况两遇！所以当作者以自身之孤愤推及天下人人之孤愤，以天下人情事故幻化出仙鬼狐魅之孤愤时，不由脱口叹道：“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正是这种天上、地上、地下三个时空的跨越，人类、动物、植物、鬼神不同类的转化，寄托了作者胸中的块垒。也正是这种荒诞的手法、悲剧的审美，道出了作者心目中的真、善、美，成就了《聊斋志异》这部书在文学宝库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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