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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