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一时如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形成对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种强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中国的考古界困惑了，俞伟超先生困惑了。为了摆脱困惑，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生俱来的锐意进取性格，使俞伟超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学术思想攀援。与前期的攀援截然不同，那时他不过是众多攀援者中的可畏后生，现在却是攀援队伍的主帅，集成败功过的历史责任于一身。攀援的主峰仍然是考古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这是一次历时近十年的漫长、痛苦而危险的攀援。为了寻找攀援的途径，他组织人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二战后考古学、人类学各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并通过批判性的深入思考和比较对这些学术思潮进行了梳理，以便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这一过程中，他著文重点介绍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美国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在考古实践中进行了检验。顿时，误解的批评、冷峭的责难接踵而来，似乎他成了新考古学派在中国的总代表，这使他倍感孤独和寂寞。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息哲学的思考，放慢攀援的节律，他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用深沉的语调自慰说：“孤独、寂寞、苦闷、彷徨地跋涉人生，大概是思想家和诗人注定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终于完成了这次脱胎换骨“涅檠”式的攀援，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再一次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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