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学》有下列特点：一是探本求源，广征博引。近年来随着晋商热的升温，研究晋商的著作不断涌现，诚为幸事。但客观地讲，由于受到社会上浮躁风气的影响j有个别炒冷饭、拾牙秽之作。该书则从原始资料上下工夫，在认真研读、吸收、消化已有晋商研究史学成果的基础上，用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晋商源于河东盐池，晋商乔家在包头买树梢是中国最早的粮食期货贸易，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罪魁祸首等富有己见的观点，从而对传统的晋商票号亡于清末民初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以宽广的视野，广征博引正史、方志、家谱、碑刻中有关文献，阐述了山西古代的商品生产、晋商活跃的十大市场、明清时期山西十大商贸集镇等新内容。二是重视基础知识和实地考察。入院之初，高春平同志就按照导师师道刚先生的“先多读书、不急于发文章、功到自然成”的师训，系统地阅读了100多部《明实录》，摘录数十万字的资料。1992-1993年受中国商业史学会委托，由我与张海鹏先生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时，高春平承担了“明代晋帮的起和发展”的编写任务，又照我摸清底数的嘱咐，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大公报》、《银行月刊》及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研究晋商的成果搜寻一遍，列出细目。书稿写成后，南北学者交叉审稿，该书先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很快受到金融专家和学者的重视。香港中华书局花高价购买了版权，并于1995年出版。不久，台湾万象书局再版。1995年，我和张正明、顾全芳、高春平同志又承担了首都师范大学宁可先生主编的《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宋、明、清三朝大部分内容的编写任务，后因我日常事务太多，便将许多内容托春平同志撰写。该书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后，反响甚好，2004年再版。北京的朋友告我，中办要去许多套，江泽民总书记将此书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后来为了深入研究票号，高春平逐字逐句地把《山西票号史料》读了一遍，并在认真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坚持实地考察，先后南下洛阳、武夷山，北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恰克图，对晋商的遗址、遗物、碑刻进行考辨。2007年7月，又应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邀请前去参加“晋商与国际茶叶之路”研讨会，得以阅看恰克图博物馆珍藏的晋商资料和图片，为研究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注重继承，勇于创新。学术文化事业的生命力，一靠积累继承，二靠不断创新。春平同志认真研读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他把能看到的史料，见到的图片，买到的晋商书籍、报刊，都悉数收存起来，不论节假寒暑，一有时间，就用心研读。比如，李宏龄的《同舟忠告》、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他看过三遍。黄鉴晖先生的《山西票号史》反复研读，并与《山西票号史料》互相印证，在详细核对《山西票号史料》有关内容时发现书中清末票号家数有缺漏，经过半年多的逐一核对，证实清末票号分号在全国的家数远比475家要多。再比如，过去说晋商制度完善，没有被人诈骗过，他在细阅有关史料时发现，在天津的山西票号就曾被日本毒贩骗过10万两白银，于是在书中据实直书，将此事完整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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