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明法解》曾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可谓道出了法律的地位与威严。两千多年来，我国法治的政治思想体系在不断地更新完善，历朝历代的明君贤臣也纷纷将法治视为固本安民的基本国策。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不仅在用人上知人善任、虚心纳谏，治国上更是以法为本、厉行法治。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正是这种以身作则，恪守法律的风范，造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贞观盛世。武后时期的贤相狄仁杰，“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面对复杂的案情和局面，他总能做到沉勇坚韧、察颜有谋，时刻以匡正持法为己任。宋代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执法严正。遇到疑难案件，他机巧应对；面对恶霸权贵，他抗颜不屈；而审理案情时，他又能做到公平仁恕，很好地协调了“法”与“情”的关系，不愧于“包青天”的美誉！明代清官海瑞，以不畏强权，立矫时弊著称于世。他常常将个人荣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坚决与贪官污吏、不法之徒周旋到底。他的刚正执法、廉洁秉政极大地震慑了那些权贵，并赢得了世世代代百姓的敬仰与怀念。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为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法制是立国之根本，是治国之轨范。如今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已经走过了十一年的历程，十一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贯彻。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坚持这一治国方略，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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