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在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对待。按照主观目的解释，新合同法制定时也只是从简单的法律位阶限制上来防止无效合同的泛滥。这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强制规范和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本书在廓清和界定相关重要概念基础上，首先根据目的解释，构建了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的我国法律上的强制规范违反禁止规则的规范基础，即，原则和例外的规则体系。“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是原则，“但是如果法律另有其他规定的除外”是例外；并且，原则中的“无效”指狭义上的无效；“例外”中的“其他规定”则指其他所有效力瑕疵情形直至完全的有效。这一规范基础是我们判断违反特定强制规范的合同在私法上后果的基本法律依据。其次，本书着重探讨了强制规范对合同效力影响的具体判断方法。一个具体违反强制规范的合同，直接违反的不是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而是具体场合下的具体强制规范。因此，在效力判断上，首先要根据规范目的对该具体强制规范所要保护的利益加以分析，再将之与基于合同的各种利益，如合同自由等加以比较，以得出这两种利益中哪一种更应具有优先性，进而得出应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原则部分还是例外部分，以及例外部分的何种具体效力情形的结论。宏观的具体判断步骤是，要依次判断一个规范是否属于强制规范，是否应对合同效力发生影响以及发生具体的哪一种影响。在判断的具体方法上，本书主张采用规范目的解释方法，特别是根据利益和评价法学理论，详细探讨了规范目的解释的具体操作方法。这一操作方法最多可能存在三个层次，即宏观的（抽象的）一般利益比较层次、一般的实践性优先考量层次和具体的事实上的利益关系限制层次。在任何一个判断环节，如果能够得出合同效力维护利益应该得到优先保护的结论时，判断即告终结，否则须依次判断。此外，在整个的利益衡量过程中，我国现阶段对于私法自治精神培养和国情因素扣除的观念也始终要贯穿于其中，以保证规范目的解释方法对中国国情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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