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不离“三国”,从有记载的文字佐证,他至少读了七十年的“三国”。《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补了许多材料。《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为其作注、旁证、校勘的,到清代已有顾炎武、何焯、章钜等20多家。其中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评注,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毛泽东读“三国”的批语大致有以下几类。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曹操历来被看作篡汉的“奸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毛泽东则一反传统观点,肯定这一历史人物的才略和功绩。50年代末他谈到历史学家剪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说:“曹操结束汉末家族混战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