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诉讼制度的变革，经历了艰难、漫长的过程。相比较而言，新型诉讼制度的建立，比民法、刑法等实体法律制度的建立，充满着更多的曲折和艰辛。传统中国，存在“文化重结果，社会轻法律”的特性。中国文化对于事件的描述、评价、处理，重结果而不重过程。“胜者王侯败者寇”，以结果论英雄。“三十六计”，则是对过程道德评价的淡化。对过程的态度，既表现为对事件发生过程的不重视，也表现为对事件处理过程的不重视。中国古代注重天人合一，注重自然和谐。“合一”与“和谐”，均是就结果层面而言的。人类行为对于自然秩序的破坏，仅仅是“结果”意义上的破坏；恢复被破坏的秩序，重塑被破坏的关系，也都是就“结果”意义上的状态而言的。在司法领域，主持审判的官员希望通过审理活动，调查事件的真相，而了解事件真相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判决及判决的执行，惩罚破坏秩序的个体，恢复被破坏的秩序和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采取何种手段，包括在实施这一手段过程中如何对待当事人，那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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