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诗歌发展本身而言，诗至盛唐而极，唐诗还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创新图变，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文坛领袖韩愈继承了屈原以来“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提倡文学话语的重构——“惟陈言之务去”，韩孟一派形成了奇崛瑰诡的诗风。韩愈连骑造门，面试咏诗，特著《讳辩》，以期进取，对李贺的嘉许与推引，一时传为佳话。李贺完全认同韩愈的文学主张，他是韩愈文学主张的实践者，他的诗歌创作致力于新的表现方式探索、新的诗境的开拓以及新的诗歌话语的建构。他从屈原、鲍照、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的诗作中挹取营养，寻求表现激烈动荡情感的艺术方式，在对优秀文学遗产的接受中更多地孕育着创新，诗人对仙界、冥界的丰富想象与幻想，诗人将人间的生活与情感向想象世界的移入，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方式，开拓了新的诗境，同时也建构了新的诗歌话语。李贺诗歌的独创价值一直受到诗家的称许，如刘昀称其诗歌：“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宋祁也称其诗歌：“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刘克庄称其诗歌：“长吉歌行，新意语险，自苍生以来所绝无者。”李贺诗歌想象奇特、色彩瑰丽、韵调幽冷、骨力劲拔，超越凡近而惊世骇俗。李贺才华超迈而天年不永，二十七的人生，的确太短暂了，但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不能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短短的二十七年，对诗歌的表现形式与新的诗境的开拓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短的二十七年，诗人为我们留下了让人回味无穷的华美诗章；短短的二十七年，留给我们太多的启示与鞭策。诗人已逝，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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