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人生起伏跌宕,充满传奇。笔者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思索推敲,力图破解关乎季羡林人生命运的重大奇遇,猛然发现季羡林的人生有四个“7”字特别紧要。其中有两个“7”与济南相关。研究季羡林切切不可忽视。第一个“7”,是1917年的“7”。这一年,6岁的季羡林从清平来到济南城。如果季羡林不来济南,季羡林就是贫、雇农的季羡林,不是我们知道的季羡林了。第二个“7”,是1937年的“7”。这一年,因留学生交换期到期,国内经费停供。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哈隆教授伸出援手,聘请季羡林为汉语讲师,解决了他的吃饭和学业问题。有了工资,季羡林继续了在德国哥廷根的学业。不然,季羡林就拿不到博士学位。第三个“7”,是1947年的“7”。在二战爆发、回国归途阻断、与亲人睽隔12年后,季羡林乘飞机从北平飞回济南探亲。在见到困窘的家境现状后,他当即决定辞掉剑桥聘约,不再返回欧洲。从此在中国,他秉持“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的理念,继续在学问上扩大自己的摊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一生。第四个“7”,是1967年的“7”。这年年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不甘受辱的季羡林精心做好了自杀准备。这一天,他拿着一小布口袋安眠药正欲走出家门赴死的时候,突然响起剧烈的敲门声,自杀被意外的响声给“冲了”。他被造反派抓走批斗,遭受毒打之后,他顿悟了。这样的遭际都能忍受,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如果不是这个突然而至的敲门声,也就没有我们知道的季羡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