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而应用于社会生活的重要场合。《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三百余篇诗作，据说是经孔子整理的。先秦时期，人们把《诗经》当做一部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修养的百科全书，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活动中，人们对诗歌作用的认识也集中在对《诗经》的看法中。《诗经》抒情言志的基本特点中，言志的特征被特别强调出来。“诗言志”的“志”，主要是指政教怀抱，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和理想抱负。当时社会曾有献诗讽谏说，把诗、乐等文艺作品看作是一种为政治良窳提供例证以达到改进政治目的之手段；又有观诗知政说，认为可以从乐、诗去辨别政治优劣、风俗好坏。孔子的“诗教”也是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的诗歌和诗歌观念，一开始就和社会政治有特别密切的联系，这长远地影响着诗发展的道路。战国后期，楚国出现了伟大的诗人屈原，以他的诗为主，汉朝人辑有《楚辞》。《楚辞》虽是通过抒情而达到言志的目的，而其情其志，都以诗主人公的政治抱负和穷通出处为主调。《离骚》的基调是政治诗，屈原是爱国诗人，也是政治诗人。诗、骚的传统都是重视诗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中国古代的士，既是文化的传承者，又以政治教化为己任，这两方面是统一的。诗既是文化传承的内容，又是政治教化的内容和手段。《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为士所必学自不待言，诗的写作也是儒士必备的修养，甚至还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写诗不是特殊的职业，而是士大夫普遍的教养。许多大政治家、大官僚同时是大诗人，许多大诗人都有参与政治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前者如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自居易、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诸人，后者如李白、杜甫、黄庭坚等辈。了无从政经历的大诗人几乎就没有。诗与社会、政治如此密切结合的传统，规定了诗主流的内容核心和基本品格。“诗言志”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好诗必须是严肃而有关风化的，是能够登大雅之堂的。诗歌的形式和韵律在不断发展。《诗经》大多是四言一句，隔句押韵，章节多重叠，语言富节奏感。《楚辞》汲取楚国歌曲的新形式，从四言诗发展为句子长、音节多、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汉朝乐府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句法有整齐的四言、五言，也有参差不齐的杂言，篇章也有长有短。在乐府民歌影响下，东汉文人开始采用五言的形式作诗，《古诗十九首》就是代表作。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占了主要地位。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五、七言绝句体的道路，当时鲍照就发展了的七言诗，到唐代蔚为大欢。南朝后期，由于声韵学的兴起，加上南北朝民歌和骈文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格律严整的“新体诗”，即现在所称近体诗；不受近体诗格律束缚的称“古体诗”。到唐初的沈俭期、宋之问，总结了齐梁以来格律诗创作的各种经验，提出了成熟完整的五、七言律诗形式，五、七言律诗绝句遂在唐代大放异彩。律诗每首八句，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都有规定，中间四句丽两对仗。绝八句只有四句，律绝在形式上等于半首律诗。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为长律或排律。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鼎盛时期。《全唐诗》所收就将近5万首，题材广泛，形式和风格丰富多彩，群星璀璨，成就辉煌，表现了我们民族伟大的气魄和创造力，受到世界人民的珍爱。伟大诗人李白、杜甫、自居易，以及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韩愈、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的华章，至今仍脍炙人口。宋代诗人把唐诗修筑的道路延长，疏凿的河流加深，却不曾开荒发现新天地。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上承杜甫、自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和艺术，南宋诗人陆游、范成大等创作了许多爱国主义诗篇。元代以后，文学的主流转向戏曲、小说，抒情体裁继词之后有曲的兴起，诗的创作不逮唐宋，但仍然绵延起伏，代有名家，佳作不绝，清诗还略有振作，过渡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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