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直是“新思想界的勇士”、思想启蒙者、导航人，他从来都是文化上的快速响应者，而且梁启超是“一个最适于融合东西方学术的人物”，一位沟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学界泰斗和领袖。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梁启超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政治学、史学、经学、哲学、教育学、经济学、军事学、宗教学、文学、法学、伦理学、考古学、地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为近百年问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此外，《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都是梁启超的重要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一千余万字，存之久远，泽被后世。纵观其一生56年，参政干政三十多年，十年投身学林，近现代转型时期的各种思想无不在其心中激荡，每次思想的交锋无不见其领略风骚，实际上梁启超穷尽心力于启蒙与救国大业，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精神的典型代表。梁启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想解放，学以致用，强调学术为维新变法服务，学术活动服务于政治目标。他曾说：“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梁实秋在谈到梁启超的时候，曾感慨地说：“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任公是一位难得的好教授，他有丰富的学识，流利的口才，动人的表情，凡是做过他的学生的人。莫不深受其影响。……那时候的青年学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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