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目时艰，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粱启超》一书中展露无遗。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粱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与《启超》一传相通。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与吴其昌结交甚早的王蘧常描状其形象为“长身尩瘠，一目视不能寸，削颚，有文如龟裂，常自虞不寿，无所成名，以此学益奋”；又称其“长好辩论，卓诡出入意，然必以正；矜气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僵仆无所辟”（《吴子馨教授传》），可谓传神写照。关于最末一点，其女吴令华有一段记述可与之互相发明。吴其昌曾在家庭谈笑间评点陈源为“英国脾气”、徐志摩为“美国脾气”，而自许为“中国脾气”，后者由吴本人释义为：“替别人着想，牺牲自己，负责任。”（吴令华《冷月照诗魂》）证之以梁启超与吴其昌的师生情谊，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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