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律的变迁史上，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公法新生和崛起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政治的变革与法律的革命相呼应，公法率先离经叛道，打破三千年中华法律的沉静，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旅程。在半个世纪里，政治的风云变幻，刺激和催生着公法的成长，使其位居各法之首，引领着这一时代法律和制度的走向，并成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中的显法。与公法的崛起相随，公法学成为近代中国法学中的显学，也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显学而名盛一时。公法与公法学在近代中国变化之显、地位之重，缘于公法与政制之间的特殊关系。一个时代的政制往往形成一个时代公法的母体，公法则成为一个时代政制的表征；政制演变促成公法的转向，公法的新生与崛起也可能促成一种新的体制逐渐得到孵化。一般而言，政制的性质与公法的地位和生命相关，政制的变革必然引起公法的革命，引起公法调整或者促进公法的生长。正因为如此，近代公法的变与兴，便属自然之理。因为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政制转型成为时代的主旨，也就注定了公法的勃兴，旧政制的变革和新政制的创立总是以公法为依托，这是现代政制的特征，也是近代公法新生与兴旺的动因。如果说私法是法治社会之根底的话，公法便是法治国家或宪法政治的支柱。当法治国家和立宪政治成为近代政制目标的时候，也就注定了在近代中国的法律世界里公法的繁荣昌盛，最终形成了中国法律现代化以公法引领私法的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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