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文明论”课程以来，我一直坚持研究文明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我后来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真切理解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把哲学的思维方法应用到跨文化研究中的确是一种新的探索。在2007年申请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时候，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的优势在于“跨哲学与跨民族”的文明理论建构，把关于文明的哲学思考与中国跨民族的文化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对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独特认识角度。承担了这一课题后，我把文明与跨文化研究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加以提升和系统化，完成了本课题中期研究计划，同时，我也把具体的跨界民族和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为理论的应用和深入，完成了本课题的前期成果《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事实上，文明和跨文化的实质和最终结果就是“认同”，不管是文化认同，还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其基础就是对文明类型和跨文化差别的理解与确认。从人类发展史看，不同的文明类型之间事实上存在高低之分，这是导致跨文化交流的客观因素，因为，人类不自觉地会向往更高的文明类型。然而，当几大文明类型的界线明确以后，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趋于激烈，跨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就在激烈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中不断演进和变化，导致跨界民族认同的危机。这应该就是“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但是，关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研究，属于文明和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成果，也就是说，在完成理论研究和具体应用研究之后，才接近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核心问题。不过，作为学术研究的探索，也是作为与最终研究成果的一个衔接，我更愿意在这里谈谈关于“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这完全是从《文明与跨文化新论》的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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