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有广狭二义。 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 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称尊长名字，以至讳用与尊长名同或仅音同之字的，这是敬讳。如汉武帝名彻，汉人讳“彻”为“通”，而《史记》、么漠书》并称“蒯彻”作“蒯通”等。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这是忌讳。如吴人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等。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名姓、物称与仇家或鄙夷之人姓若名同的，这是憎讳。如唐肃宗恶安禄山，郡县名带“安”字的多加更改等。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它不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一切需要利用古书材料的研究工作者所不容忽视的问题。敬讳之初，但避君主、上司、父祖、尊者、长者、敬重者之名及名之相同字而已，此所谓避正讳。三国以后，开始有连与名音同、甚至音近之字也回避的，即所谓避嫌名。如晋羊祜为荆州守，州人讳其名，皆称户为“门”，又改“户曹”为“辞曹”。后世讳避嫌名的风气愈演愈烈，至宋颁布文书令，竟有一帝应避嫌名超过五十字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