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公羊传记》以义解经探微

　　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居于四库全书之首，地位重要，作用巨大。经学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可谓“如日中天”的“显学”，历来高度重视。经学发展曾有“六变”的历史。①冯友兰把整个古代哲学分为“子学”与“经学”两部分，认为：“自孔子至淮南子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瓶内”。①可见，“经学”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不可回避的学问。在“后经学时代”，曾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学传统受到质疑，经学思维受到批判，经学研究受到轻视，经学典籍受到冷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又不断进入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经学成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地，自然也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经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反思经学思维的合理内核，发掘经学元典的精神智慧，促进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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