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讲话》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上承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下启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创造性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有关《讲话》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经过一代又一代理论家的阐发，已经成为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它不仅规范、指导着新中国的文学实践，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在朝着经典化、原点化方向发展。综观《讲话》研究的漫长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一）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期（1942－1949）；（二）激进而曲折的学习期（1950-1976）；（三）反思与批评的争议期（1977-1989）；（四）拓展与多元的发展期（199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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