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有关中国航空工业历史的诸多著述中,许锡缵经常被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与他一起共过事的人(航空工业系统内年龄较大一些的人),在谈及航空工业的往事时,常常会提起他。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利用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之便,为解放军提供军事情报、策反敌空军人员和配合渡江战役、上海解放,等等的事情。
许锡缵家世渊源,出身于被称为“广州第一家族”的广州许氏家族,是历经多代的名门望族,其远祖可溯至唐宋时期“潮州八贤”之一的许申及其曾孙一北宋太宗曾孙女德安公主驸马、殿值许珏。
许氏家族的一脉由潮州往南迁徙,在距今六百多年前,来到了现在隶属汕头市区的歧山沟南村。一代名人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便是沟南许家的后代。在沟南村的照壁上,有鲁迅先生题写的“沟南许地”四个字。
沟南许氏家族繁衍五代之后,向外辐射。其中一支,来到广州,在高第街创业、扎根。矗立在高第街上被许氏家族称为“大屋”的许氏家庙,就是许氏家族历史的见证。
许锡缵的父亲许崇灏和叔叔许济、堂叔叔许崇智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人们称之为“许氏三杰”。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却培养出一位共产党的坚定追随者。许锡缵在大学时期,就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1938年,25岁的许锡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虽然长期身穿国民党空军的官佐服,但却始终追随党的组织,为党的事业作出了最大努力。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美国实习归来的许锡缵,经钱昌祚介绍进入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六厅。在这里,他按照出国前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同意出国,回国后找党”的指示,冒着极大风险,苦苦地寻找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后,尽管他的组织关系并没有恢复,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情报工作中,一次次把国民党的军事机密送交地下党的联络人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给了许锡缵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1949年,他参与了新中国空军21厂的组建工作。1951年,空军的工厂移交航空工业局以后,他从511厂(原空军21厂)调沈阳111厂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以后又参与主持410厂的筹建和基本建设。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航空工业事业中,许锡缵忘我地工作着。
他是一位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充满着艺术家的浪漫。虽然平日沉默寡言,但内心里始终燃烧着对事业、爱情和友情火一般的激情。建国以后,执政党的领导层开始出现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不同意见,党内的路线分歧也演化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许锡缵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他耿直、倔强的性格决定了他乖舛的命运,他从航空工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岗位上跌落下来。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下放劳动改造。1961年,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但党籍却直到1979年才得以恢复。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恢复党籍。第一次是因为1943年出国后失去与组织的联系,历时6年。第二次,经过了漫长的22年。
许锡缵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叛逆的精神使他走上了辉煌的革命道路,而坚持己见、直言无忌的性格也使他的生命之光一次次黯淡下来。但他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在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开始了新的长征以后,许锡缵焕发出新的青春。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尽管他的工作并不那么顺利,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成员,也并没有取得足够突出的业绩;他的思想认识也许还不能完全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潮流,但他关注党和国家命运、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一心想把组织交给的工作做好的心愿始终没有变。在离休以后,他满腔热情地寻找继续发挥作用的机会;在耄耋之年,还写下了多部纪实小说和历史资料,记述自己的亲历、亲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研究许锡缵,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历史,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一辈革命者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
许锡缵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许锡缵生平”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许锡缵同志对党、对航空工业忠心耿耿、胸怀坦荡。他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他对腐败现象嫉恶如仇,对人民群众感情至深。他曾在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屡受不公正对待,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落实了政策。为补偿失去的时光,他加倍地努力工作,以顽强的革命意志与疾病进行抗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许锡缵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航空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党员,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努力奋斗!
这一段话,说出了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
编者
2009年6月
后记
2005年底,从吴老(注:吴大观,新中国航空事业与发动机事业创建者之一)处知道了王士倬,热心于航空工业史和航空人物研究的我们开始策划、编写“航空人物丛书”之一的《中国航空事业先驱王士倬》。
一次交谈中,问了吴老一个问题,钱学森是王士倬的学生,而且一直对王先生心存敬意,为什么在1955年,他回国以后,不把王先生请进他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如果那样,王士倬先生岂不少受许多罪而能为航空工业多做点事。吴老叹气:你们太不了解历史!言外颇有“君少年未更事”之意。接着,他说,在我们航空工业中,还有一位许锡缵,他的生平机遇与王士倬先生有相似之处。
对于许锡缵,我们之中几位年长一些的并不陌生。
曹竞南,文革时期就认识了许锡缵,后来成为忘年之交;王大伟,中航技创办初期即与许锡缵有工作接触。许锡缵离休以后,他们之间过从甚密。
在航空工业界,许锡缵一直被认为是一位传奇人物,为革命做了不少贡献,但也吃了不少苦头。他的人生经历,承栽了太多的中国革命和航空工业历史的元素。于是,我们开始了对传奇人物许锡缵传记的编写工作。
首先,是拜访许锡缵夫人朱清和老人。
老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年过九旬。她正在为出版许锡缵文稿、诗集的事忙碌。身前身后,几乎被手稿、书刊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字纸张所淹没。听到我们的想法,她表示支持,并毫无保留地将保存的历史资料交由我们选用。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得以查阅许锡缵的档案资料。付舒拉欣然接受为传记作序。党委副书记黄斌和老领导都表示,此项工作有现实意义,也了了朱清和老人的一个心愿。他们的支持和参与成为编写工作最强劲的动力。
编写中,我们尽可能做到客观、真实,言必有证、无证不信。
许锡缵生前喜欢写作,除发表、出版的作品外,还有大量的诗、文稿和日记。除档案和已有的许锡缵著述以及亲友、同事的回忆、纪念文字外,许锡缵日记是我们编写这本传记的重要依据。尤其是他在接受“改造”和离休以后的经历,基本上是撷取日记的内容。
许锡缵一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现存近30册,我们整理、摘录的共计27年(其中有的是两年用一个日记本)。遗憾的是有些重要年份,如1935、1936年(上海交大时期)、19381949年(在成都入党和赴美学习、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19501951年(南京511厂至沈阳112厂、111厂初期)、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861990(离休后活动较多的时期)等,已经缺失。个中原委,有的许锡缵在日记中有解释,如1938年以后到解放前夕,许锡缵认为是由于入党后,为保密,所以停止了写日记。其他的则不得而知。
日记是一个人的私密,是个人内心世界的写照。
知名旅美作家林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布朗兹的一次演讲。(布朗兹是一位很活跃的历史学教授,搞的是美国史,他的《美国第一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得过普利策奖、洛杉矾时报奖,他的《黄金时代》被评为华盛顿时报最佳书籍)布朗兹告诉学生,只要每天写日记,记下生活中看到的、经历的或者听来的最基本的真实情况,那些报纸上广播里没有的事实。等你去世后,用不了50年,历史学家在描述你在世时期的历史时,必定会非常感激你记下的历史事实,必定会一遍一遍地引用你的日记。这样的日记,会剔除多少偏见和误解,会帮助真相透过时间的迷雾,重现在后代面前。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这个见解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他必定大量引用过某人的日记。我们在编写许锡缵传记时,他的日记也确实起到了让历史“真相透过时间的迷雾”而“重现在后代面前”的作用。去掉历史学家的实用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把经历过的写下来,有助于宣泄不良情绪以及抚平创伤。但也还有另一种观点。有报道,英国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经常写日记的人比不写日记的人更容易受到头痛、失眠、消化系统疾病和社交障碍的困扰。这一发现对人们的常识提出了挑战。研究者之一的英国格拉斯哥喀里多尼安大学的伊莱恩.邓肯说:“事实上,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可能要好得多。”这些观点,似乎都有道理,起码对许锡缵日记而言。正因为有了这些日记,我们才得以了解一个处于真实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的许锡缵。而日记也告诉我们,他确实也受到“头痛、失眠、消化系统疾病和社交障碍的困扰。”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他甚至有着某些偏执的表现。也许他的“不良情绪”通过日记会得到某种宣泄,但更多的是留下了不少过于情绪化的尖厉言词。我们隐去了日记中某些人的名字,当然也不希望有读者按图索骥、探本求源,把那些用删节号代替的空白填充起来。通过日记看一个人,看当年的事,应该谨慎、更谨慎。一位网友的话很精彩:“一个能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人肯定是不平凡的。因为他善于总结,善于分析,善于利用一分一秒的时间,他还有超人的毅力。我决不是夸大,当然这里说的写日记是认认真真写,我们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像曾国藩那样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许锡缵表示敬佩。在认真仔细地用许锡缵自己的文字、用类似拼图的方法小心翼翼地建构后,我们奉献在读者面前这样一位老前辈、老革命、老领导,诚挚希望得到熟悉许锡缵的老一辈人给予我们批评指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走访了俞公沼、张汝煐、朱传均、赵光琛等前辈,他们的回忆、谈话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给予我们非常宝贵的启示,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书稿听取了朱清和老人意见并经中航技、张汝蟆、俞公沼和许锡缵亲友许锡振(堂弟)、许康宁(大女儿)审阅、修改。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编写组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