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

前言
　　1953年圣诞节的前四天，奥本海默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声望，甚至他的自信心突然失控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他坐在车里慨叹着，两眼瞪着车窗外面。汽车正带着他向他的律师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住所飞奔。一旦到达那里，他就得在数小时内做出命运攸关的抉择：他应当从政府顾问的位置上辞职，还是反击那封信里对他的指控？信是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突然交给他的。这封信通知他，有关部门重新审查过他的过去和他给政府提供的政策咨询，他被认定有安全嫌疑，信上罗列了三十四条罪状，既包括可笑的指控，也包括政治性的罪状。例如“有人报称，你被列在1940年‘中国人的朋友’资助者名单上”；“1949年秋及以后，你曾坚决反对研发氢弹”；等等。
　　事有蹊跷，自从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以来，奥本海默就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感到某种霉运正要降临到自己头上。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他已在美国社会里地位显赫，是他同代人里德高望重、万众瞩目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上过《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封面。这期间，他读过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中的野兽》。奥本海默对小说中一直折磨着主人公的忧心忡忡的情绪深感震惊。小说里的主人公被一个不祥之兆困扰着，他“心里一直被一件怪事缠绕着，这事情可能大得不得了，可能十分可怕，而且迟早会发生”。不管这是件什么事，他知道这事会“吞没”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反共势力的日渐增长，奥本海默渐渐看出来了，那个“丛林中的野兽”正在等着他。他被国会清共调查委员会传讯，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了他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有关媒体报道了他的政治历史和政策意见，随即这些变成了恶意的谣传。凡此种种，使他感觉自己成了被追赶的猎物。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在美国的伯克利参与过左翼活动。二战之后，他坚决反对空军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的计划他称这项计划是种族灭绝计划。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华盛顿内部许多权势人物，其中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城赫伯特.马克斯夫妇的家里，他对自己何去何从考虑良久。赫伯特不仅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挚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威尔逊.马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给他当过秘书。那天晚上，安妮所看到的奥本海默几乎“濒临绝望的边缘”。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奥本海默最后决定，不管麻烦有多大，他决不能对这项指控听之任之。他的这一决定既是信念使然，也有破罐子破摔的色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亲爱的刘易斯”的亲笔信。奥本海默在信中说，斯特劳斯是在怂恿他辞职。“你认为，我请求(原子能)委员会中止我的顾问合同，也许会是个皆大欢喜之举，因为那样就会蒙混过关……”奥本海默接着写道，他认真考虑过这个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就等于说我同意了自己不适合为政府服务的看法，而我到现在已经干了差不多十二年。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果真不称职，那么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这么长时间，也当不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主管，也不会在众多场合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学科发言”。
　　深夜时分，罗伯特身心疲惫，绝望至极。他喝了几杯饮料，上楼进了客人房间。几分钟后，赫伯特的妻子安妮和罗伯特的妻子基蒂罗伯特的妻子跟他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听到“可怕的坠地声”。她们冲上楼去，发现卧室里没人，但卫生间的门紧闭着。安妮说：“我推不开门，罗伯特也不应声。”
　　奥本海默瘫倒在卫生间里，神志不清，身体抵住了卫生间的门。众人一点点把门推开，把昏迷的罗伯特挤到了一边。安妮回忆道，罗伯特醒来之后，“他喃喃自语”。他说他吃了一片基蒂的安眠药。“别让他睡觉。”医生在电话里嘱咐他们。于是在医生到来之前，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架着罗伯特走来走去，劝他喝下几口咖啡。
　　罗伯特的“野兽”向他发起了攻击，那场将要结束公共服务生涯的考验开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考验的结果不仅提高了他的声望，也保住了他的遗产。
　　罗伯特从纽约市走向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道路从无名之辈到声名显赫使他得以参与许多领域里的重大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这些领域包括20世纪的科学、社会正义、战争和冷战。他的向导是他超凡的智慧、他的父母、他的道德文化学校的老师们和他青年时期的经历。在专业上，他的发展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在那里他学习了量子物理学，当时他就喜爱上了这一新兴学科，并成为其信徒。30年代，他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当他正在建设美国最大的量子物理研究中心时，他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后果和法西斯在国外的兴起所震动，他和朋友们许多人是志同道合者和共产党人积极投身到争取经济正义和种族正义的斗争中来。那些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开心的日子。十年之后，这些时光被用来堵住他的嘴。这提醒我们，要让我们所呼吁的民主站稳脚跟是多么不易，民主这个字眼多么需要精心的呵护。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奥本海默在1954年所经历的痛苦和耻辱并非罕见，但作为一个被告人，没人能和他相比。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在战争年代，他率领科学家们为这个国家努力从大自然中夺取了可怕的太阳之火。之后，他明智地指出这种火的危险性，也指出它潜在的益处；再之后，他声色俱厉地批评核战争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正在为军方所采纳，为学术界的战略家们所鼓吹：“如果一种文明总是把伦理认定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成分，但却除了谈论博弈论术语或防御之外对毁灭所有人的前景三缄其口，那么这样的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就使用核武器的实质性问题不断提出的质疑，令华盛顿国家安全机构颇感头痛。1952年，共和党重返白宫，斯特劳斯之流主张大规模核报复的官员们开始掌权。斯特劳斯及其同伙决心封住那个人的口，他们害怕奥本海默会令人信服地挑战他们所制定的政策。
　　为了诋毁奥本海默的政治和专业判断能力实际上是对他的生活和他的价值观进行诋毁，奥本海默的批评者们于1954年揭露了他性格中的许多弱点：他既野心勃勃又缺少安全感，既才华横溢又幼稚可笑，既意志坚定又胆小怕事，既以苦为乐又心存困惑。原子能委员会的人事安全听证会的笔录《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密密麻麻地记了长达一千多页，暴露了他的许多性格。然而，这份听证笔录也显示出，这个性格复杂的人从早年起就开始在自己周围铸造起一层掩盖自己情感的盔甲，他的对手很难穿透这层盔甲。本书力图挖掘隐藏在盔甲背后的神秘性格，这种性格从20世纪初罗伯特在纽约上西区的童年开始，一直伴随他到1967年去世。本书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传记。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依据这样的理念：人一生中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公共行为和他的决策(在奥本海默的案例中，甚至包括科学决策)。
　　本书的写作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档案材料和个人回忆资料中查找了成千上万件原始记录。本书参考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奥本海默本人的大量文件汇编，也调阅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对奥本海默进行监视留存下来的数千页记录。公职人员很少有人受到如此严密的审查。渎者会“听到”联邦调查局录音并整理成文字的他的讲话。不过，书面记录也只能道出一个人一生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将近一百位奥本海默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许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受过采访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但是这些人讲述的不同故事却绘成了一幅相差不大的肖像。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的肖像，他把我们带进了核时代，并且为找到一种根除核战威胁的方法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我们仍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奥本海默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身份与核文化休戚相关。E.L.多克特罗曾经说：“自1945年以来，原子弹就在我们的心里扎下了根。原子弹先是充当我们的武器，后来变成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成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怎能设想具有如此巨大杀伤力的东西不会在四十年之后成为我们身份的基本要素呢？我们制造出来用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核怪物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核文化包括它的逻辑、理念和看法。”奥本海默自己是释放核威胁的人之一，但他却努力限制这种威胁，勇敢地站出来，试图让我们避开核弹文化的侵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是他的一项控制原子能的国际计划，这项计划就是后来的“艾奇逊一利林塔尔报告”(但实际上主要是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的)。这个报告是核时代唯一的理性榜样。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使得此项计划无法实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美国和其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热衷于制造核弹。冷战结束后，核毁灭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核战争与核恐怖在2l世纪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
　　在9.11事件之后的岁月里，特别值得记住的是，在核时代的初期，“原子弹之父”就告诫过我们，原子弹这种武器六亲不认，它一旦出现，美国就更易成为毁灭性攻击的目标。1946年，在一次参议院的小型内部听证会上，有人问他，“三四个人能不能把(原子)炸弹偷运进纽约市，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他明确地答道：“当然可能，能彻底摧毁纽约市。”一位参议员大为惊讶，接着问他：“如果在一个城市的某个地方藏有原子弹，你能用什么仪器把它侦测出来？”奥本海默不无讽刺地回答：“用螺丝刀(撬开每一只木货箱或手提箱)。”唯有杜绝核武器，才是对核恐怖的有效防范措施。
　　没人听从奥本海默的忠告最后他被封住了口。就像希腊那个不屈的普罗米修斯神一样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偷来了火，送给人类奥本海默为我们带来了原子之火。然而，当他想控制这束火时，当他竭力设法让我们明白原子之火何等可怕、何等危险的时候，当权者像宙斯一样勃然大怒，狠狠地惩罚了他。正如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里的反对者沃德.埃文斯所言，拒绝为奥本海默恢复名誉是“国家之盾上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