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府曾比较认真地执行均田制，限制了汉魏六朝以来门阀贵族势力的发展，但唐末五代的战乱，却在扫荡了旧贵族的同时，也将均田制破坏无余，加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软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自然地出现了新兴的地主、富民。如果新的统一王朝——北宋政府直接任用这批地主、富民，那么他们一旦跟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又一次形成豪强门阀的阶层。所幸北宋政府另有主意，就是大力发展科举考试制度，以年均百余人的速度录取进士，让他们成为文官，来管理国家。这批进士文官，虽然事实上也可能来自地主、富民，但至少在理念上，他们从“天子门生”到“朝廷命官”，其力量完全来自对国家权力的分有，而并不依靠家族势力。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作为国家权力分有者的士大夫阶层，与此身份相适应的观念也随之出现，比如一个清正的官员只靠俸禄养家，不置私产，一个公平的执法者不应当顾虑私人关系，国法面前应该六亲不认，等等。奇妙的是，不置私产、六亲不认，差不多已符合佛教的戒律，理想型的士大夫，生存状态将与僧人相去无几。而就佛教方面来说，北宋时代确立了通过试经获取出家资格，以及政府任命寺院住持，定期轮换的制度，则僧人也差不多成为一种特殊的进士文官了。两者之间实在拥有太多的共同点，互相亲近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这种亲近感完全足以突破儒教和佛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如果谈论教化治术还有些隔阂的话，那么谈论诗词就颇多共同语言了。本书采录的两部宋人诗话——《玉壶清话》和《沧浪诗话》——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前者为僧人所著，但记录的却大多是士大夫的诗文轶事，后者则以“以禅喻诗”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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