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力改写历史,但我们总在尽可能恢复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在自己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条件下,就极尽所能地支援“世界革命”。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这些被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一些国家的援助要求。如1960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据统计,从1954年起,中国仅向阿尔巴尼亚援助折合人民币就达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这些都写在舒云的《中国援外往事》里,读者自可一阅。也许读后会让你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啊?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其人其事”一辑,收录了章诒和的《卧底冯亦代》和董少东的《潜伏者阎又文》。作者都是写“卧底”,不同的是前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卧底”,在个人道德上可能不是很高尚,你有权争取减轻对自己的处罚,但不能给自己“要好”或朋友设陷阱;后者则是潜伏到敌对力量的内部,搜集情报,以打倒敌手,这在道义上都是无懈可击的。两相对照,阎又文是功臣,而冯亦代是什么?说得好听一点,尽管不是冯先生个人的责任,但他能说自己干净吗?章乃器那时面对高压,他说了句让人难忘的话: “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冯二人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张华的《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揭开了二战期间台湾籍日军的尘封往事。当年,有20万台湾青年“志愿”加入日军,但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让台湾民众当军人,只是作为“军属、军夫”对待。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真的比犬马都不如。战后统计,台籍日军有三万多人战死,可没有抚恤金。经过多年诉讼,直到1988年日本政府才决定给二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籍兵,每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而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韩三洲的《历史学家的革命回忆录》,其实就是读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读书札记。李新是中共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2004年去世,该书是2008年1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李新的原著读。胡平的《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和李非的《台湾土改的启示》,虽没放在同一辑里,但连起来读,确实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述搜的《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其实是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贝利亚。在我们印象里,贝利亚曾是斯大林的红人,1938年至1953年他屠杀了无数苏联人民,制造了许多冤案。读了述瞍的文章才知道,其实贝利亚也是要改革的,他有许多新政设想,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