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己所写论文中选出27篇成集的，其中大多篇章已经在刊物上发表。这次出版，文字上或多或少都有修改，只有少数几篇尚未发表。27篇论文虽各自独立，但无论是内容、观点，还是逻辑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或相互补充，或表现为一种历史发展。这些论文大而言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部分计4篇，是从历史源头上探索中国学术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美学思想、艺术思想、教育思想等）的产生与发展。这个源头，从社会实践方面说，就是上古三代以来所实施的礼乐教化，从思想方面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兴起，尤其儒家更起了主导作用。礼乐教化是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化精神活动的统一体，它发展到西周时代已处于系统、完善的成熟阶段。但如此长的礼乐教化实践，却不见关于礼乐教化的思想言论。直到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年出现了“礼崩乐坏”（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局面，从而促使人们起而说礼论乐——中国学术思想萌芽。礼乐教化与儒学的关系最直接、密切。孔子“克已复礼”，在政治上虽属不可能，但孔子把礼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科目和批评对象，使礼乐变成纯文化而流传千古。作者之所以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的这个源头感兴趣，原因在于这个中国文化历史源头，几十年来因礼教被否定、诅咒（如“礼教吃人”），提倡礼教的儒家被批判，而被忽视，被误解，使中国源远流长的学术、教育，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解释。第二部分计10篇，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论集。所论都是作者所最感兴趣的人物和题目，而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是这一部分的重点。作者之所以对儒家感兴趣，也是由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一个很长时期儒家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儒家与礼乐文化是一种天然联系，儒家为礼乐相济的教育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继承、发展、弘扬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儒家思想不仅经常被官方政治所利用而成为统治思想，也是培养、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功是过兼而有之；儒家思想既有历史局限性，又有普遍意义，可是现代人反对封建专制，便把矛头集中指向孔子代表的儒家头上，把专制主义政治统治者的罪恶，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等量齐观，孔子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替罪羊”，并且产生了很深的消极影响。所以，真实地阐发儒家思想犹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只论儒家，当然不系统，更不全面，但就中国美学史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主导方面）以及每篇论文来说，也算是一家之言。第三部分计7篇，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论集。所论五个人物的美学思想都是或者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前50年，它们的美学思想是以固有的文化为基础，批判地吸收西方美学的合理因素，紧密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教育）实际，发挥自己的美学见解。他们的美学思想是中西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创新，很有生命力，不同于那种只演绎西方美学理论而不联系自己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的“原理”“概论”之类。他们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卓有成效的建设者，功不可没。他们以文化为本体，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建设中国现代美学学科。他们是成功的，开辟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惜后来者没有沿着这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而是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照搬西方，离开文化本体陷于物质世界而不能自拔。其他两篇，一是述论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建构，二是反思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的问题。第四部分计6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作者认为，百年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种教训的主要表现是，不是“批判地吸收”而是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理论模式，不是在固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建构而是抛弃这个传统，因而美学理论建构缺乏自己的创造性和民族文化特色。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主要是以科学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而这个哲学基础已被后现代主义所颠覆。同时，我们的美学理论建构又受到苏联的影响，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作为哲学基础，把美的起源和美的本质混为一谈，以“生活源泉论”代替艺术创作论，以及文艺批评上的政治决定论等，都取消了文化的本体地位，不仅理论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美学理论必须重构。作者认为，要以整体论哲学（即综合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为一体）作为艺术一审美的理论基础，以文化本体取代物质实践本体，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中西融合而创新。这就是最后6篇论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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