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前初春的一个晚上，班主任张剑福老师召集了第一次班会。议程无非也是选班长选学习生活文艺诸委员之类，与悠长的北大校史上此前此后所有班级入学新生的第一次班会，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非比寻常的是同学们的年龄差异，从最小的18岁到最长的31岁，济济一堂挤在三十二楼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兴奋得发亮的眼神，彼此点头致意：是的，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于焉正式开始了。这些人能相聚在这里，真不容易。他们中没有几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多是些煤矿、油田、毛皮厂和工艺厂工人和下乡知识青年。在浩劫中早已荒废学业多年，突然恢复的高考令人措手不及。重要的不是一向智商高品学优当然出类而拔萃，或是原本文史根基扎实动乱中也没断了温故而知新，也绝非因了高人的指点如何恶补了数学，而是大环境的拨乱反正。大有能者在付出惨重代价的大折腾之后，终于体认到其在正常治理现代生活方面的无能。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教育，终于摆脱了激进而荒谬的乌托邦梦魇，重拾正轨。因为正常，所以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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