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究中世纪中国宗教的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汉学家和佛学家。前者通常对佛教不予理会，而后者则除了佛教外视一切如无物。这种倾向是不难揣测的。由于受到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熏陶，汉学家很容易认同“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把佛教看作使人道德沉沦的外来思想入侵，因而汉学家们虽涉足晦涩难懂的佛教经院哲学的迷宫，却并无愧疚之感（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在很多方面，相比后期那些宫廷学士们所信奉的改头换面了的新儒家传统，后期宫廷佛教有着更深的中国渊源）。相反，佛教语言、历史、教义的训导以及同时期日本佛学研究的巨大影响力，自然都会对佛学家们造成影响。因此，在追溯中国佛教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时，他们会追寻到印度而非不信仰佛教的中国。当然，毋庸赘述，也有不同于这种划分方法的重要例子。有很多学者，尤其是与“法国流派”相关的学者们，在汉学方面的天赋使他们能对中国佛教文化历史的理解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大多数情况下，英美人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士人佛教的研究，是受到佛学模式影响的。①不过，汉学家和佛学家们确实在一个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认为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长期冲突的结果，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佛教教义和实践的中国化。实际上，可以认为，中国佛教是一次偶然（如果不算是机缘凑巧的话）婚姻所造就的私生子，它的后代在中国也从未被赋予过完全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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