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1931-），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加拿人麦吉尔大学（MaGillUniversity）荣誉教授。泰勒教授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成就卓著。代表作有《黑格尔》（Hegei，1975）、《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andModernSociety，1979）、《自我的根源》（SourceoftheSelf，1989）、《现代性之隐忧》（rheMalaiseofModernlty，1991）、《世俗时代》（ASeeularAge，2007）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发展出不同的两个哲学传统，以英美为代表的是经验主义及分析哲学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传统虽然没有大一统的思想路线，但其与前一传统的差异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个传统影响所及，非但在社会科学界中，形成以经验主义为知识论基础，并且以自然科学为典型的主流派社会科学，以及以欧陆为发源重镇的现象学社会科学及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鼎足而立的局面，更使两大传统下的年轻学子竞至没有能力针对当初造成隔阂的基本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是当今英美哲学界中极负盛名并深具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并于当地马基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完成大学教育，随后转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在万灵学院（AllSoulscollege）担任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回母校马基尔大学任教迄今；在回母校的同年，又加入加拿大新民主党，且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出任副总裁之职，曾数度参与国会议员竞选。泰勒不但学问渊博，且异常活跃，经常在大西洋两岸往返，参与教学、研究和讨论会的活动。泰勒虽然出身于牛津大学，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以跨越两大传统的隔阂为职志，并企图从哲学、社会科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中，考察现代文明的体质，并建立他心目中的“哲学人类学”。泰勒本人的兴趣相当广泛，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Papers）所涵盖的范围，可见一斑。此书收集近二十年来他所发表的论文，共分为“行为者身份与自我”（agencyandtheself）、“心理学哲学与心灵”、“语言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及“政治哲学”五大部分。另外，他曾分别在一九七五年与一九七九年出版了《黑格尔》（Hegel）及《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andModemSociety）二书。此二书一出，即获学界推为注释黑格尔哲学的经典之作。他在二书中指出，现代文明中的各种危机，均导源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张力，黑格尔是企图将二者综合起来的第一人，虽然他的结论如今业已证明失败了，但他至少指出了解决的大方向，足供后人参考。泰勒并从政治哲学，自由概念和人类的行为者身份等角度证明他自己的看法。泰勒在（解释与人文科学）（InterpretationandtheSciencesofMan）一文中指出，解释科学的研究对象必须符合三项条件，（1）具有意义，（2）我们可以将意义和其表达区分开来，（3）意义是对一主体而言的。解释的目的就是要使原初以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意义，变得更为清楚明白。但是，所谓“意义”并不单是“指涉物”而已，我们可以针对某事物，例如情境、行动等说它的意义，同时一个情境的意义不能孤立来看，它必须是对一主体（forasubject）而言具有意义，且它必须在一特定领域内，在和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具有意义。泰勒认为，人类的行为符合解释学研究对象的条件。但是，这里有一项方法论的难题尚待解决，那就是备受主流派社会科学责难的“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alcircle）。主流派社会科学诉诸感觉与料或原始与料（brutedata），作为其检证理论的最后根据，因此，自然而然地“突破”或避免了循环。所谓“原始与料”系指人的行为或行动，乃是社会科学的描述中最基本的元素，主流派学者企图以原始与料界定社会实务和制度，从而重建社会实在。然而，在这种化约论式的建构中，社会实在所包含的两种意义消失了，一是“主体际性的意义”（intersubjectivemeanings），一是“共融的意义”（commonmeanings）。这两层意义与主流派所说的“共识”（consensus）不同，他们所谓共识是就诸个体对一件事物的信念或态度是否一致而言，然而不论是否一致，他们总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作为理解的基础，而这共同语言其实与社会制度和实务密不可分，它们所包含的就是主体际性的意义。此外，一个社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社群，必须有一个诸成员所共有的指涉领域，作为其凝聚的基础，这就是他们所具有的共融意义。显而易见的，主体际的意义和共融意义在层次上均高于共识，更无法化约成一组原始与料。以上乃是主流派知识论的弊病所在。由此弊端导致的恶果不一而足，例如在比较政治学上，以研究者本身社会中拟出的一套普遍的行为语汇，去套用在其他社会的研究中；更严重的是在政治发展理论中，大西洋式的政治会成为人类政治成就的最高峰，实在不足为怪。泰勒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得不在诠释学的循环中进行。”因为没有任何原始与料可以作为其检证程序的终点，唯一可以凭借的基本资料就是对对象的解读或理解，因此，在一个理论中，说明（explanation）本身即依赖于对象的理解，而理解本身亦从说明获得支持，当两个理解或说明发生龃龉或相互矛盾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提出解释而已。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直觉或洞见是必要的，而且洞见无法透过原始与料的搜集或逻辑推理来彼此传达。同时，作为一个人，研究者同样拥有自己的经验视域和自我界定，因此，在理论上遭遇到的直觉的鸿沟，不仅表示彼此的理论立场有别，更反映彼此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次上有所差异。在此，理论与实际直如盘根错节，不可截然划分。所以，面对一特定的说明，不仅要求自己的直觉要深刻锐利，有时候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界定，以扩大了解他人的可能性。自然科学所达到的那种精确的预测，在人文科学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有三：一、人类生活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二、人文科学不具备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三、人是自我界定的动物，他的自我定义发生改变，他是怎样一个人必也随之改变，从而对于他，我们也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在人类历史中，概念的变迁往往会连带产生不同的“概念网”，这些概念网彼此之间不能相通，我们无法提出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来衡定各个时代的思想、制度与实务。这种“概念的统一性”乃是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精确预测的必要条件之一，人文科学缺乏此项要件。人文科学大抵只能做到事后的理解（expostunderstanding），我们不可以预测能力的强弱来判断一个理论之高下，人文科学理论之成功与否，端视其是否达到高度的自我认识而定。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预测之不可能，那就是社会理论与其研究对象——社会实务——的辩证关系。泰勒在（社会理论作为实践）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一共同点，就是企图告诉“常识”什么才是自然或社会的真实情形或真相。但在社会科学中，说明真相的理论本身对于其所研究的对象（即社会实务）会产生瓦解、强化、促成或改变等作用，此则与自然科学不同。究其原因，实由于在社会实务的界定中常识占有极大的分量所致。当理论的引介改变了常识的自我理解，间接地常识所构成的社会实务亦相对地产生变化。社会科学不能使其研究对象常保独立不变，因此，精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正当性的危机现代社会是否面临正当性的危机（1egitimationcrisis）？政治社会的统一性和政体的稳定性一直是传统政治理论的主要课题之一，亚里斯多德、马基维利、孟德斯鸠，以及黑格尔对此均有卓越的贡献。现代政治科学以“正当性”概念作为政治稳定性的试金石。所谓“正当性”系指一政体之各个成员对于该政体及其制度所持的主观取向而言。泰勒申述这种定义，认为这正反映出主流派学者坚持的“价值中立”和“化约主义”立场。他在《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中指出不论是说种种制度均已无法使个人的重要目标得以实现，导致他们产生不满情绪，或是说由于制度的“效益”（outpu￡）向来一直保持稳定或甚至日有进步，但“期望”提升之迅速为其望尘莫及，从而造成挫折，引起不满云云，主流派学者均不曾企图从政治社会本身的演变来考察人们主观取向的转变，反而认为这只能影响人们对其效益所引起的感受而已，这种探究方式到底能够黑格尔所谓的“伦理”系指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属的社会应尽的义务。一个社会对于人是什么、及其与社会本身、自然之关系为何，必然会有若干观念和理想，这些观念和理想就是体现在社会制度和实务中的规范，例如投票制度中，个人决定的自主性即是一项重要的规范。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个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就是“伦理”的内容。“伦理”的主要特征是它命令我们使已经存在的东西（亦即公共生活）发生。质言之，社会的公共生活原本已经存在，并对我要求应该践履一些义务，然而正由于我的践履活动，社会的共同生活才能够存在，并对我要求应尽的义务。所以，在“伦理”领域中，应然（whatoughttobe）和实然（whatis）之间并无任何罅隙。在此，黑格尔特地将“伦理”与“道德”（Moralit龇）分开，将道德划归实然与应然互相对立的领域，指作为一个别的理性意志（而非作为一社会生活之成员），人所应尽的义务。道德的义务要求个体实现一尚未存在的事物，使其存在。对人而言，最幸福而且不被异化的生活，乃是在他所隶属的社会中，公共生活所体现出来的规范和目的，恰好就是诸成员赖以界定其人类身份（identityashumanbeings）所凭借的最重要基础。在此情形下，他们无所逃遁而不得不生活于其间的制度架构，乃是他们所感到亲切而不陌生的。黑格尔认为希腊人的城邦（polis）生活，即属此类。人们把城邦的集体生命当做他们自己生命的本质和真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荣耀，并以在城市中获得的权力和声誉为自己的酬劳，而在城市的记忆中看到自己的不朽。他们践履他们的“伦理”、“仿佛出于本能”，并且以“伦理”为第二天性，因此，他们是自由的。但是，当制度与实务所体现的规范或目的开始令社会成员感到不相干，甚至有如怪兽一般时，或当规范业已重新界定而实务演变成其拙劣的表现时，异化便产生了。当此之际，社会成员不再以规范所蕴涵的观念和理想作为其身份界定的基础，从而也不再对社会表示认同和忠诚，正当性的毁灭便由此燃起了导火线。泰勒在（正当性的危机？）（1egitimationcrisis）一文中，试图从黑格尔的分析架构撷取菁华，探讨现代社会的异化处境。自从希腊城邦没落之后，人类无异化的公共生活便化成历史中的记忆。在这过程中，现代人的身份乃逐渐在历史舞台上现形。笛卡儿的主体性革命使现代人的身份获得初步的确定。在此之前，人的自我理解必须将自己视为宇宙大秩序中的一部分，现在，所谓自我理解则是在认识自我本性中的种种冲动、渴望和理想，换言之，自我的身份必须在自我之内找寻，身份的界域（horizonOfidentity）不在存有阶层之中而在自我本性之内。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理想的生活不是实现宇宙秩序所赋予我的职责，而是在使自我本性中的欲望和理想得到充分的实现。现代人喜欢说自我实现云云，其根源在此。十七八世纪，这个观念衍生两组道德理想，成为现代社会制度与实务的基础，并演变成对现代文明加以肯定和批评的两种态度。其一主张自我实现之完成有赖于主体的自律性，因此，主体必须理性地“控制”内在和外在的自然，把自然加以客观化、工具化，使一切均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俾能以高度的效能达到目标的实现。套用韦伯的话来说，这就是“解除世界之魔咒”的西方理性化历程。另一主张以卢梭和浪漫主义为代表，认为人的优越不在于自律性和合理性，而在于高贵的情愫和本性，同时批评功利主义以量的计算作为善恶标准，而忽略欲望本身质的差异才是重要的。浪漫主义主张生命是一种表现的统一体，不容划分为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精神等对立的成分。现代社会在形成过程中，将现代人的身份及两组代表性的道德理想均融人制度与实务中，更把经济、法律及政治结构等公共层次归诸第一组理想，而把私人生活层次保留给第二组，巧妙地使二者臻于平衡状态。现代社会中，无限制的成长和累积、高度的效能和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在使人类相信业已获得自律性和对事物的主宰权。然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却产生了若干令人不快的现象。为了维持甚至提高现有的成就和生活水准，人们必须与异化劳动妥协，并一致默认“大机器”（即整个体制本身）之必须继续运动乃是毋庸置疑的，最严重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对商品产生莫名的、盲目的崇拜。换言之，工作、“大机器”及商品本身，均已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性。相对地，人们并未得到自主性，实际上是役于物而不能役物。泰勒的讨论架构基于一个主轴，即一个社会的种种制度与实务均在体现一特定的身份概念及生活理想，这身份必须属于社会成员，否则他们不会对社会表示认同，同时，他们也必须借这些实务来维持身份。因此，他认为如果那些体现现代人身份的社会实务，业已证明无法符合身份和理想，那么，人们对这些实务的忠诚就会产生动摇，接着对现代人的身份本身也日渐失去信心，从而求诸其他的身份模型。正当性危机的真谛即在于此。泰勒的分析诚然极为壮观，也颇具说服力，但是否适合于边陲国家呢？他并无明确的表示。或许我们可以假定，他所面对的历史现实，是边陲国家的前车之鉴；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当大怪兽发生痉挛时，边陲国家站在神经的末梢。但是，这到底是边陲国家的劣势？抑或优势？此毋宁为其所不容忽视而亟待深思的重要课题。徐文瑞，台湾地区著名艺术策腱人、学者，译著有《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偶然、反讽与团结》（RichardRorty原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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