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定名为“中国学”而不称“汉学”,是基于我本人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这一学术的一种学理性的理解。本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成果丰厚,但是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第一种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刊物称为《外国研究中国》,孙越生先生主编《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系列,名称非常直白。我个人参与其间,主张采用“中国学”。1980年我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家》和l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都使用了“中国学”的概念。继后,上海华东师大出版《海外中国学评论》,朱正惠先生、王晓平先生诸位在他们的著作和表述中也采用“中国学”的范畴,中国社科院何培忠先生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我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机构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心”等等都表明,我国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这一学术定义为“中国学”。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凡是涉及这一学术研究的机构,几乎都以“汉学”命名,相应的学术会议与新闻媒体也几乎都采用“汉学”的名称,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的刊物,也称“汉学”,例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