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论：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

第一章 毛泽东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与苏联结盟、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同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还与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经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外，新中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1964年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首先与法国建交，以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门。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江青集团支持一些人在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外交大权。江青集团肆意抹杀新中国建国17年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诬蔑17年来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线。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被打乱。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斗。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反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这些都引起驻在国政府和官员的疑虑和不安。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中，对内“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外“四面出击”、“四处树敌”。仅在“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江青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北京数万人围攻、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办公楼的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面临着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和西北边境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困境，打破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迅速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在整个世界上处于战略攻势，咄咄逼人；美国因长期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脱身，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处于颓势。在美苏争霸中，呈现着苏攻美守的态势。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一再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接着，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与中国对话。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反应。1969年10月，美国又通知中国说，它将停止派军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初，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中国方面经过研究，同意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当美方在会谈中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时，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以接待。”翌年10月初，尼克松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了愿意到中国访问的迫切愿望。他还先后向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一个外交场合，尼克松还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发出了举世瞩目的“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以后，巴基斯坦领导人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均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欢迎。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决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关了12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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