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包兰铁路以巨龙般的身躯镇服了一向狂放无羁的腾格里沙漠，并骄傲地承载着坐满了五湖四海建设者的列车驶进了宁夏。这一年，我随由铁道兵转业铁路、志愿建设大西北的父母来到了银川。从胸前飘动着火焰般的红领巾，到如今已是两鬓秋霜，我在享有“塞上江南”美称的西夏故地，已生活了整整50年。50年来，我经历了“大跃进”的躁动和不安，“低标准”的饥饿和寒冷，“文革”的狂热和迷惘，军队农场的压抑和磨炼，山乡工作的清苦和寂寞，以及攻读坟典的拼搏，执教讲坛的辛劳。其间所遇，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仅有冰雪寒流的袭击，更有细雨暖风的抚慰。而令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激励我不断地高擎着生命火炬，勇敢地行进在人生旅途上的良师益友。我会时常地感念他们，并把他们的那些出自一片真心的善言善行，永远地铭刻在心里。李范文先生就是我的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自1991年结识以来，我们已交往了18个春秋。是他在我初闯西夏学藩篱的时候，及时地校正了我踉跄的脚步。他毫不保留地将其珍藏的多种西夏学资料递到我的手中，使我方便地领受他本人以及其他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从事紧张、繁忙的学术工作的同时，不顾疲劳地加班加点，为我主编的《西夏文化概论》进行学术把关并作序，鼓励我要“善于发现，有所创新”。他介绍我参加了首届和第二届国际西夏学术研讨会，吸收我参与了《西夏学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并推荐我担任了西夏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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