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时间关节 点，不仅本身绚丽多姿，而且贯穿整个发展过程，甚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贡举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关节 点。如果说有宋三百年以科举得人最盛，那么嘉祐二年（1057）的贡举则尤为突出。 从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至三月五日宋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得章 衡以下三百八十八人；六日试诸科，得九经单至诚以下三百八十九人；七日，试特奏名进士，得张应以下一百二十二人徐松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七，中华书局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各书所载具体数字不尽相同，但大体相近。。短短两个月，各科共录取八百九十九人。特别是进士科的三百八十八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可说是北宋文星璀璨的两个月。 北宋文学的繁荣主要集中在两“祐”时期。一为嘉祐，北宋诗文革新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是嘉祐二年贡举的主考官，宋代诗风的主要奠基者梅尧臣是点检试卷官；二为元祐，元祐时期的文坛领袖苏轼亦于此科进士及第，因此嘉祐二年贡举实际涵盖了元祐时期文坛的代表人物。所谓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嘉祐二年贡举时，均在京城，其中四大家都与这次贡举有关，欧阳修权知贡举，曾巩与苏轼兄弟均于此科进士及第。苏洵因送二子应试也在京城，他因屡试不第，早已“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嘉祐集笺注》卷一三《上韩丞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王安石为庆历二年（1042）进士，当时在京任群牧判官，与这次科举考试没有直接关系。但熙宁、元丰年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曾布等变法派人物，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兄弟，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张载、程颢，政治倾向不太明显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曾巩及妹夫王补之、门人王回、王向兄弟，均于此科及第。因此可以说，北宋政治界、思想界、文学界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在这两个月中闪闪发光，崭露峥嵘。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嘉祐二年贡举，也就研究了北宋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 本书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总论宋代科举与嘉祐二年贡举的特点，着重论述欧阳修打击太学体对宋代文风形成的影响。第二章至第五章论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多为仁宗朝的文化精英，包括权知贡举欧阳修，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其地位虽低，但他在诗坛的地位及其在这次贡举中的作用几乎可与欧阳修媲美），权同知贡举王珪、梅挚、韩绛、范镇以及其他具体组织工作者。第六章至第十一章论述嘉祐二年进士多为神宗、哲宗两朝的精英。各科及第者近九百人，不可能一一论述，而且有些人的事迹已湮灭无传，也不可能一一论述。因此，着重论述榜首章衡及其家族；其下依次述变法派代表人物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张璪，因为嘉祐二年进士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卷入了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斗争；曾巩、曾布及其家族门人；理学家张载、程颢及关中诸吕（吕大钧亦于是科及第）；反变法的苏轼兄弟及其家族、友生；最后对其他一些嘉祐二年及第而不便归类或正史无传者，尽可能作一些考述。第十二章为结语，论嘉祐二年贡举群星璀璨的原因及其影响。 嘉祐二年贡举充分体现了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为了说明这一特点，本书不限于论述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和进士，还将连带论及与他们有关的家族、门生和乡人，以展现嘉祐二年贡举不仅群星璀璨，而且光芒四射。 本书所论，诸书记载有歧异者，均择善而从。无旁证资料可资考订者，则并存诸说。一般只书结论，不作具体考证。资料出处，第一次出现时详注，含作者、书名、卷次、版本诸项，再次出现一般只随文括注卷次，有前集、后集、续集者加注集名。本书数字，除公元纪年、页码外，均用中文数字，不用阿拉伯数字，特别是引文。所注版本，不用书名号，如作四库全书本，不作《四库全书》本；作说郛本，不作《说郛》本；作大藏经本，不作《大藏经》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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