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5年，有一部名为《县政府档案管理法》的图书在我国出版了。它就像许多事物一样，对处于动荡年代的中国来说，平凡得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它对于今天的档案学者而言却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一门学科——中国档案学的诞生。公元1952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自己创办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里开设了以档案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本内容的专业。这就在客观上为档案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摇篮”，使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专业背景的群体。公元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其后二十余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档案学与其说是我的专业，倒不如说是我挥之不去的情结——它占据了我许多工作和思考的空间。这就促使我不得不去考虑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档案学究竞为我、我们乃至社会带来了什么？这篇文章就是这种思考的阶段性成果。在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著述，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学术群落。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形成七十多年的学科，事实上已经对科学和社会产生了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中国档案学自身的基本理念和模式实现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是指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分析和看待事物的基本思想，而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则是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制作学科”的行为方式。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是通过形成学科的基本因素、构成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学科的切入方法体现出来的。因此，研究中国档案学的理念、探寻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只有从分析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人手，以中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为出发点，以中国档案学的主要学科的结构和功能为基本内容，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真实、充分地感悟中国档案学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与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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